银河证券：新时代 新经济 新金融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研究员 童英 杨晓彤

　　新时代，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代，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正在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新经济”形态的形成需要配套的“新金融”业态的支持，应在法治环境改善、改革开放深化背景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经济时代”

　　2017年全球经济实现自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全球2016年GDP总量达75.8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2016年GDP达18.62万亿美元，占比24.55%，排名第一；中国11.20万亿美元，占比14.77%，排名第二。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统计，中国私人财富规模达19.1万亿美元，居亚太首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GDP总量为827122亿元（13.8万亿美元），首次迈过80万亿元门槛，人均GDP已达9365美元，仍属中高收入经济体。如按6.5%速度增长，达到世界银行“人均GDP超过12236美元国家属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只需5年时间。这个阶段如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将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将会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等问题，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不仅GDP实现年均接近10%的高增速，更在经济下行周期保持足够韧劲和反弹动力，这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改革开放。我国目前已从完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逐步发展成相对开放包容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

　　在中国2017年GDP增长中，投资仅贡献32%，较2016年下降10个百分点，消费贡献59%，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连续四年超过投资，这意味着要素投入型的（高投资）增长模式正成为过去。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不再是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周期性的循环往复而步入“新周期”，而是中国经济生态结构和驱动方式已发生质变，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经济时代”，增长动力已开始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力来自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新经济时代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从物质驱动型开始过渡到服务驱动型

　　自2010年以来，第三产业已呈现出日渐强劲的发展态势。从三大产业对GDP累计同比的拉动可看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逐渐下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在2015年出现拐点。2017年9月第三产业对GDP累计同比的拉动达4%，远超同期第二产业（2%）。多项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从物质驱动型经济过渡到服务驱动型经济。

　　经济体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第三产业崛起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美国工业化完成后，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至目前的80%以上。日本工业化完成后，服务业占比也从1955年的42%逐步上升至目前的70%。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和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会增加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固定资产边际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趋于减少，服务和消费升级需求带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加。中国目前已发生经济结构的转型变化，在进入新经济时代后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二）居民消费模式已由物质型消费主导开始转向服务型消费主导

　　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增长，居民消费需求升级使人们对物质型商品需求的比重逐渐下降，对各类品质生活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逐年上升。消费领域发展趋势明显由物质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消费模式发生结构性变化。　

　　这一变化与其他发达国家发展路径高度一致。美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40%提升到今天的70%，日本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从上世纪80年代的40%提升到今天的接近60%。中国目前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大概在接近40%的水平，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三）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已开始带来大规模消费升级

　　所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标准除收入情况外，家庭还应有一定数量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人均居住面积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0%至34%左右，家庭成员有旅游健身、观看中高档文艺演出等的愿望和经济能力，有较高技能或谋生能力及较高文化水平等。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和规模提升很快。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以1.09亿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位列全球第一，与2000年相比，中等收入群体财富大幅增长。由于人口基数大，中等收入群体占全国成年人口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明显偏低，发展潜力巨大。

　　新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壮大，正在改变中国人口构成和经济结构，其中不能忽视的是新二代中等收入群体（G2）。他们出生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代，大多数是家中独生子女，人数已占城市人口的15%。根据调查，G2超过91.7%的人拥有大学本科或专科学历，其中21.3%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十年内，他们所占的消费份额将翻一番，达35%。届时，中国G2规模将是美国婴儿潮一代近三倍，美国婴儿潮一代正是多年来塑造美国消费市场主体力量。G2自信、思想独立，消费行为体现了强烈的独立性。麦肯锡研究显示，G2愿意尝试新的东西，追求品位和身份地位，忠诚于所信赖的品牌，更青睐小众品牌。G2更依赖互联网移动端，生活方式更健康、自在。新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已由从前的功能性需求发展到个人情感需求，主要集中在健康和生活方式方面。以20-50万元净收入家庭为例，教育背景、婚姻、年龄一致的新中等收入群体，在教育、旅行等方面支出明显高于非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引领消费习惯转变，消费结构转向以更高层次的品质生活消费需求为主，将推动整个中国产业经济变革。

　　（四）居民财富可支配收入已由当期消费为主开始向跨期消费为主转移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长期消费，居民消费模式在逐渐由当期向跨期转变。

　　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跨期消费需求超过当期消费且不断增长，特别是金融理财需求将逐渐从短期为主转向长期为主。家庭提前消费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和未来预期消费所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都非常迅速，已开始带动中国保险市场近几年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自1999年到2016年,保险业总资产从2604亿元上升到15.1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6.99%。保费收入规模从1999年的1393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3.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0.01%。保险深度和密度已显著提高，但离全球平均水平仍有距离。

　　从贷款投向结构看，个人贷款规模占比近年来增长显著，制造业贷款占比出现下滑。

　　（五）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已显著提升传统行业效率　

　　目前中国已发展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迈开产业升级步伐，2017年传统工业部门集中度明显提升、产能利用率回升、行业绩效开始普遍好转。近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一直呈稳定上升趋势，与发达国家差距逐年缩小，2016年达2.1%，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设定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基础科学、技术研发持续大力投入将孕育一大批新思想、新技术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已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在某些方面拥有较大优势，这一优势的发挥正在加快对要素信息化改造、加深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会进一步提升传统行业效率。

　　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民生服务保障能力的重要基础，全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增加到2016年的15.2万亿元，处于全球首位。2016年，我国发电量6.14万亿千瓦时，新增第四代移动通信用户3.4亿、光缆线路550多万公里。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高铁营业里程为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

　　（六）发展方式已开始从粗放型向效率型、从低端型向高端型转化

　　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近年来，我国已开始强调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严肃问责，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政府已开始逐年加大投入治理环境问题，在2015年投入到达峰值为4803亿元，自2007年至今环保支出涨幅达375%。

　　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重要内生增长动力之一。我国近年在科教文卫等领域的投入均呈逐年上涨趋势，尤其医疗卫生支出十年规模扩张近十倍，2016年政府投入规模达1.3万亿元。教育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增长十分明显，2007年-2016年涨幅达400%。

　　（七）经济发展区域间的不均衡，已形成明显的阶梯式发展态势，给经济进一步高速发展提供空间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从人均GDP指标看，2016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人均GDP都超过11万元人民币、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与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排名末位的甘肃人均GDP仅有2.7万元，处于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从各地区对全国经济总量贡献看，2016年发达地区与中部地区对GDP贡献率达71.85%，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比较优势各不相同，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态也不一样。实现新经济发展，探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路径，无疑要正视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政府投入将向落后地区倾斜。

　　以上特征明显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经济形态，经济结构和发展驱动要素已发生质的变化，旧的发展驱动要素趋于弱化，新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正在加快成长，也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