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支胁迫、庭上互怼…过亿美元基金Xfund合伙人反目成仇全纪录

中华PE:

在休息室内，父母翘首以盼，而孩子们则急躁地踱着步。一位带着浓重的波士顿口音的移民官问了Van Vuuren一些问题，就在他们刚结束谈话时，电脑死机了，因此移民官表示吃过午饭后再来处理Van Vuuren的移民申请，并且要求他在一周内准备好所需的文件。

那天下午，Van Vuuren登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他一路听着音乐，看着罗德岛的海岸线风光，他迫不及待地与女友分享这个好消息——他得到了一个临时的“YES”。他甚至幻想起了他在美国的未来。

然而，下午五点多，他接到了移民律师的电话，并被告知他的绿卡申请被拒了。律师建议他在几天内离开美国，且目前尚不明确何时能够返回。因为在他提供的文件中，有一封足以引发恐慌的信，而寄信人名叫Chung。

Van Vuuren认识的人里面，有个叫做Patrick Chung的人。三年前，他还是Van Vuuren的合伙人和朋友，当时两人开办了一家名为“Xfund”的投资机构。那在当时是个是否大胆的做法——Facebook还刚刚面世；Y Combinator选择了斯坦福大学作为企业家的摇篮；而两人则坚信他们能够将培养年轻的创始人。Van Vuuren当时刚从哈佛毕业，Chung则是拥有三个哈佛学位，并且作为投资人在沙山路的风投公司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工作了近十年。两人计划从哈佛、麻省理工乃至其他学校挖掘具有人文头脑的科技天才，为他们提供资金。一年之内，他们就筹集了1亿美金。

对于Chung来说，他渴望完成一笔与Facebook的规模相似的交易，这次的成功巩固他了顶级投资人的头衔。而对于Van Vuuren来说，Xfund则是他崭露头角的开始。

但好景不长，在Van Vuuren向Chung提起诉讼之后，他们就开启了长期的撕逼。问题就出在对于基金的控制权上，以及Chung是否操纵Van Vuuren签署控制权转让协议。而冲突的影响波及到了Van Vuuren的工作、公司以及他留在美国的权利。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探访了三十多人，试图理清Xfund到底发生了什么。说来话长，甚至针对时间线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双方都持不同意见。显而易见的是，从一开始，他们就种下了矛盾的种子。Van Vuuren和Chung合作关系的消亡，让我们得以窥见硅谷的权利运作方式。在硅谷，人际关系是相当重要的“货币”，为了保护这一资本，投资人就会偏向于相信他们认知中熟悉和信任的一方。在这一点上，Van Vuuren似乎处于弱势，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甚至觉得冤屈。

回忆涌上心头，Van Vuuren悔不当初，而最后悔的莫过于和Patrick Chung的那次合作。

踏出飞机舱门的那一刻起，Van Vuuren就仿佛置身童话之中。在他的故土南非比勒陀利亚，周围的人都陷入了快速变化的种族隔离文化的泥淖之中，因此得到权利就意味着能够操纵这一混乱的系统。相比之下，Van Vuuren相信美国的精英制度能够让他通过努力的工作和聪明的头脑出人头地。

是的，Van Vuuren是个好学生，是有天赋的运动员。他将眼光抛向牛津和剑桥，但苦于囊中羞涩，他的指导老师建议他选择美国的学校，这样获得经济援助的可能性就更大。最终他被哈佛录取，并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就算在现在，他也不曾为选择哈佛而后悔。

Van Vuuren在哈佛时正好赶上了第二次科技热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Web 2.0时代”，当时硅谷的投资人也正通过笔记本电脑在大学里寻找有聪明且勤奋的人。对于像哈佛这样的保守型机构来说，这样的变革让它有些不适，哈佛从未推广过斯坦福学生所遵循的创业道路，而是偏向于追求更为传统的学术教育。

在2008年，Van Vuuren获得经济学士学位前，学校从未正式帮助学生将他们的创业想法变为现实，这无疑限制了一个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发展。而当扎克伯格想要建立Facebook时，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并搬到了帕洛阿尔托。Y Combinator在剑桥和帕洛阿尔托同时启动了计划，几年内Y Combinator关闭了马萨诸塞州的分公司并专注于开展加州的业务。看来想要获得新兴技术的繁荣还是得向西迁移。

在哈佛，Van Vuuren进入了多个俱乐部，赢得了由MIT媒体实验室、TED和PopTech的奖学金，并积极参与防性侵犯组织MenSpeakUp的活动。他与工程学教授David Edwards 一同学习，后者成为了他的良师益友。Van Vuuren在获得经济学士学位后，他参与指导了David Edwards发起的项目。可以说，Van Vuuren是个校园明星。

回到Xfund，它的前身是Experiment Fund，一个6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成立于2012年，这是哈佛首次尝试将创业和学术结合。Experiment Fund也是哈佛大学成立的第一个投资公司，三大知名风投公司——NEA，Accel和Polaris为其提供资金。Van Vuuuren是基金的代表人，Chung则代表了NEA的利益。Chung、Van Vuuren和另外三名投资人被认作该基金的联合创始人。Experiment Fund的早期顾问表示：“Chung经验丰富，而Van Vuuren则赋予基金灵魂。他们非常幸运能够遇见彼此。”

在2013年秋天，是Experiment Fund落成的第二年，Chung和Van Vuuren在餐厅吃饭。Van Vuuren首先提出了于Chung合作创办一个新基金的可能性，也就是后来的Xfund。Chung看到了将投资模式扩展至哈佛和MIT以外的机会。两人一拍即合，开始憧憬共事的场景。

将Experiment Fund重组为Xfund大约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双方必须启动并筹集新的风投基金，他们试图说服NEA、Polaris和Accel将原有的Experiment Fund出售给这个新的实体。针对其所有权结构，Van Vuuren占49％，Chung占51％。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根据Van Vuuren的解释，这样的分配方式与其签证有关，是不得已而为之。而Chung则声称这是根据双方的经验、业绩以及资方要求而决定的。

关于基金的管理费，他们同意Van Vuuren出资25万美元的固定金额，Chung将出资75万美元。此外，被投机构产生的利益大致被五五分成，且在最初的协议中，他们对投资决定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在Chung和Van Vuuren合作之处，前者就已经是硅谷享誉盛名的权力经纪人，离事业巅峰大概只有一步之遥。在获得哈佛学士学位（BA、MBA、JD）和牛津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后，他在NEA工作了近十年，负责了数十个投资项目。

但Chung的职业生涯总是少了点什么，无法大放异彩。对于Chung来说，Xfund代表了一个机会，或许通过这一大胆的投资能让他在顶级投资人中扬名立万。

从一开始，Van Vuuren和Chung就为Xfund设立了不同的目标。Van Vuuren希望继续通过小额投资支持波士顿地区的企业家，这样基金只需筹集2500万美元。相反的，Chung建立了筹集1亿美元的宏伟目标，这样才能做更多更大的投资，并将目标锁定在哈佛和MIT之外的大学。同时即使投资的项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回报，或者失败，这笔资金也能支持基金的管理费用和优渥的薪水，。

2014年春季的前几个月，两人的合作已经变得非常棘手。一方面，Chung和Van Vuuren在不同的办公室工作。Chung在NEA的办公室位于沙山路。Van Vuuren和他的同事则是在哈佛的校园里办事，后来搬到了哈佛广场附近。

随着基金规模越来越大，Van Vuuren开始焦躁，到9月30号，其规模已达到了7300万美元。Van Vuuren希望停止募集资金，而Chung则是固执地要筹集1亿美元，到了12月，这个目标也达成了。

那个月，Van Vuuren做了一件他后悔不已的事。他和Chung聘请了Kristen Ostro来领导基金的运作。除了工资之外，Ostro想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他们决定修改经营协议，给予员工投资收益中的小部分利润。

当修改文件发送到Van Vuuren手上时，他正在前往南非过圣诞假期的路上。他一路都非常匆忙，因为他的母亲所在的省份不太安全，他计划在假期给母亲搬个家。因此，他只是大致浏览了文件，着重看了一下员工意见的部分，并签了字。而这些文件中还包含了一个规定，即给予Chung基金控制权。Chung表示他与Van Vuuren针对此事已经进行了讨论，在法庭文件中，他出示了一封电子邮件来告知Van Vuuren，而Van Vuuren则表示他错过了这封邮件。他并没有发现他在几个月前就签署了表决权转让协议。

他最终发现这个问题，是在基金历年的投资者会议前的一个晚上。Van Vuuren记得Chung召开了四人的最后一次电话会议，当晚Chung威胁他们说要开枪。Chung则是否认了这一点，并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历史”。之后，Van Vuuren与Ropes & Gray的一名同事取得了联系，以确保Chung不能单方面做决定。而该员工发送了管理协议，明确了Chung的完全控制权。Van Vuuren对此感到相当不解。

这也是最终迫使Van Vuuren向Xfun投资者寻求帮助的一系列原因之一。他认为他正看着自己的创企逐渐枯萎而无能为力。他决定联系Xfund的有限合伙人咨询委员会（LPAC）。LPAC是代表投资者利益并为基金提供建议的一小部分人。Van Vuuren在圣诞节前九天致电了当时LPAC的主席，并向她解释了情况，后来这也体现了法庭文件中，指控Chung管理不善及其他不当行为。Van Vuuren将其形容为一个举报行动。而且，可以肯定的是LPAC决定介入，Van Vuuren也提前离开了家人并中止了在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假期。

很难说LPAC是如何看待这一系列事件的。首先，投资者或LPAC的成员几乎不会去谈论这个问题，但看得出他们确实是认真对待的。因为任何形式的合作伙伴冲突都会威胁到投资的安全和成功。Van Vuuren从1月份的旅行回来后，便给LPAC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担忧并征求了意见。另外，Chung也转向了LPAC进行干预。而LPAC则是要求双方停止新的投资，削减了一半的资金，并批准调查。

与此同时，Chung开始将LPAC的注意力转向Van Vuuren。在一封后来被公布的发送给LPAC的信件中，Xfund的一位同事写到，人们告诉她，他们从Chung那里听说Van Vuuren正在吸毒，且事态已经非常严重。

2016年3月，Van Vuuren在纽约，正准备飞往旧金山时收到了临时限制令。根据限制令，Chung指控Van Vuuren威胁他、他的丈夫和他的幼子。该限制令是单方面的，也就是说Van Vuuren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

两周后，在加州的一个法庭上，展开了Chung对临时限制令转变为永久性限制令请求的庭审。不过最终，在调解员的帮助下，两人同意远离对方。

三月底，LPAC结束了调查，并做出决定：Chung负责管理基金。Chung写信给投资者，表示他非常感谢Van Vuuren此前的服务，并告诉Van Vuuren“你出局了”。Van Vuuren反驳说，他不能被解雇，因为他拥有公司49%的股权，并且写信给投资者。再到五月中旬，Van Vuuren提起诉讼，指控他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签署了放弃企业控制权的协议。

2016年春天，当Xfund试图解雇Van Vuuren时，Chung表示他向移民局确认Van Vuuren已经不在Xfund了。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示发现Van Vuuren在两封信件上伪造了他的签名。事实上，Van Vuuren在信件上签了字，并顶替了Chung。但根据Van Vuuren的说法，他是得到许可后才这样做的。

回到2013年秋天，在Van Vuuren申请O-1签证时，他还在Experiment Fund。在那个十一月的下午，他要给他的律师写信，迫于时间压力，他通过短信要求Chung签字，但后者不在办公室，于是Chung让Van Vuuren代签。这些信息在此后的诉讼中均作为证据出现。

但Chung说，他指的是这段文字中的另一封信件。而且Van Vuuren为其移民文件递交了另一封信件，并且他伪造了信头、歪曲了他的工资情况。由于最终的和解条款，法院并没有判决哪一方是对的。但无论法官如何看待Van Vuuren是否伪造签名的问题，仅针对想移民局提出疑问这一行为，Chung就成功阻碍了Van Vuuren在美国东山再起的机会。

根据诸多说法，Van Vuuren过的还不错。他在开普敦建了一幢公寓，和女友一起散心。他聪明、前途无量，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大概不值得任何人同情。

但是，他仍然无法接受现实。在他有序的、有原则的世界观中，人们尊重彼此。他认为，硅谷遵循的是英才教育，而他作为一个外人，一个年轻人，一个在东海岸接受教育的移民，他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但事实上，和好莱坞一样，风险投资靠的是关系网。小的人际网络互帮互助，一起走在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上。想要成功，你必须得到他人的信任，你的背后必须要有人支持你。

Chung对撕逼事件的看法当然大不相同。Xfund继续在运作，但原本的投资从1亿美元降至5千万美元，但他又从Future Planet Capital哪里筹集了新的资金，因此现在已积累了7千多万美元。Xfund已经扩展至其他大学，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Chung表示，之前的投资者都将继续为基金投资，并且最近他聘请了新的合作伙伴，Brandon Farwell，同时Chung对所有管理方面的问题有绝对性投票权。

而且，该基金已经进行了几项新的投资，其中包括一家名为NewtonX的AI创企。

Van Vuuren的许多朋友都想知道他为什么还执着。他的诉讼已经解决了，他的前同事也找到了新工作。他们问Van Vuuren，是不是该放弃了。但Van Vuuren似乎无法接受。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直到现在Van Vuuren都还在研究他可以采取哪些新的法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