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推动中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转变政府职能

　　本文节选自《从大到伟大2.0》

　　作者：刘俏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把政府作为“代理人”来理解，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政府应该如何转变职能。政府作为代理人，就一定存在代理问题，因而可能会做出一些只对自己有利而对整个经济发展不利的一些决策。厘清这一思路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帮助我们仔细思考政府应该有的正确定位；其二，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层面的改革、完善公共治理、规范政府行为，来解决政府层面的代理问题。

　　我一再强调，如果不转变其经济职能，政府将是中国涌现一批伟大企业的最大障碍之一。我们的政府有增长主义政府的倾向，对GDP有很高的热情，对做大规模有强烈的诉求。增长主义政府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手段，热衷于重大的工程和基建项目，在资源配置上以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应该说，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仍以经济建设而非公共服务建设为中心。以GDP为导向发展经济，有利于在经济生活中成就一批大企业；但是，这种对规模的诉求并不一定能帮助中国产生一批伟大企业。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长期模糊，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主流经济成长模式。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上大项目、搞大投资、搞大国企、追求重化工业。这些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并不高，但这些项目占用了大量的原材料和金融资源，形成了对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排挤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

　　市场经济下应该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由市场来主导，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发挥；由市场来主导，政府的作用才能够明确。政府的核心任务不是主导经济活动，而是服务。只有这样，真正有活力、有良好的商业模式的企业才能够得到足够的资源去进一步发展，从而有机会跃升为伟大企业。

　　作为“寻租者”和“代理人”的政府有足够强的动机在财富分配中做出对自己或是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团体有利的倾斜。近些年，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我们看到的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这一事实；我们也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的分配上看到政府作为“代理人”的本质。

　　作为代理人的政府采用投资主导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非常自然。然而，面对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面对国内投资消费失衡的现状，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国内外学者对2008年开始的政府主导的4 万亿投资，也有新的评价。4万亿投资虽然在当时对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明显作用，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但这样的投资存在着严重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问题；而且，这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4万亿，而在于它强化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还试图把这种增长方式常态化。

　　这种投资主导的成长方式不利于伟大企业的出现。

　　改变政府职能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政府作为“寻租者”，往往会在利用其行政权力在市场力量和商业力量面前显示出权力的傲慢，经常以天生正确的姿态，简单粗暴地设置障碍，以管制来保护既得利益者。如果把政府作为“寻租者”和“代理人”来理解，那么未来的政府应该有如下定位：

　　其一，政府应该逐渐淡出投资领域。在中国改革初期，企业对政府有诸多期望，希望政府能果断启动改革，并对企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几乎没有市场的存在。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之后，市场扩大并逐渐成熟，企业对政府的期望也在逐渐变化，企业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政府的服务，绝不是不公平的竞争。在目前寻租腐败比较突出的背景下，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前要突出得多、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政府逐渐淡出投资领域，转变其职能侧重，那么将会更有助于企业的发展。

　　其二，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目前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对垄断行业进一步改革、对国有资本做出战略性调整、对公共资源进行市场化的配置和市场化要素价格等改革都需要在今后进行深化。如果这些改革不能到位，那么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很难形成。政府施政的侧重显然应该朝这个方向倾斜。

　　其三，政府应该致力于降低企业税赋和保护公民财产权。在中国目前制度基础设施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面对国内外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实体经济中成本不断上升，税赋水平太高，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对财产权缺乏保护导致部分民营企业家投资移民的问题比较突出，长久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微观活力。更主要的是，在这两者缺位的情况下，那些具有创新气质、企业家精神个体的创新热情会受到伤害，于是中国伟大企业的梦想便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