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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房租租金上涨引发的争论持续发酵。过去几年来已经深深介入住房租赁行业的各路资本，在此轮争论中被指为推高房租租金的重要“元凶”。如何规范资本行为、防止恶性竞争，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

　　因炮轰“自如、蛋壳等推高房租”，8月17日下午，胡景晖被我爱我家董事长谢勇约谈了长达四小时。胡将这场约谈称之为“末日审判”。随后，众所周知，在我爱我家工作18年的胡景晖“被离职”了。

　　长租公寓机构规模赛跑最终引爆的争议点是“推高房租”。有不少案例证明，在争抢房源过程中，机构间难免发生短兵相接现象。而为了获取更多房源，抬高租金是一种被普遍采取的方式。胡景晖认为，“他们这种行为扰乱了业主的心态，吊高了业主的胃口，让业主也开始要高价。”此外，胡景晖还认为，“重装修也是导致租金上涨的原因之一。重装修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有很多所谓的长租公寓为了达到标准化效果，无论房屋客观条件如何，一律要求采取重装修，这部分增加的成本自然也就转化到了房租里。”

　　不止资本，梳理我国租赁政策不难发现，在数据获取、行业规范、供应机制、租客权益保护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监管空白地带。这是由租赁政策滞后的客观现实所决定，但导致了租赁市场各方信息不对称，既不利于市场稳定，也使得对租赁市场的调整手段较为有限。

　　针对北京住房租赁市场的现状，8月19日，北京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召开座谈会，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10家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参加。各方共同承诺不进行恶性竞争并哄抬租金，同时加大供应。

　　但多数业内人士仍然冀望于实质性的改变。即借助此次风波，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保护各方权益，从而更好地迎接“租售并举”时代。

　　缺失的数据

　　在国家统计局的官方口径中，对住房租赁市场的统计指标远少于买卖市场。买卖指标中，既有成交量、价格指数等基础指标，也有土地交易、投资规模、资金状况等间接参考项。

　　而对于租赁市场的统计，仅有“租赁房房租”指数一项，且作为构成CPI的八大类别中的一个分项而存在，不甚起眼。

　　这种单一的数据来源，使得监管层和研究者很难对租赁市场有全面的了解。“租赁市场缺乏基础的数据，除了供应端的房源数量，也没有需求端的人口增量和流动情况。”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主任顾云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在监测租赁市场的变化时，可供参照的指标很少。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租赁市场分散、多变的特性所决定。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陈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当前租赁房源极为分散，来源有机构、二房东、个人直租等，且租赁中介较多，以小中介为主。同时租赁房源流动性较大，数据积累困难，因此租赁市场数据相对较少。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柴强认为，虽然我国早就开展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真正去备案的情况很少。这就导致租赁市场不像二手房买卖那样，能够留存足够的交易数据。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按照要求，开始实施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制度，但由于起步较晚，真正做到全面备案尚需时日。

　　在多数受访者看来，这背后有深层的制度原因：

　　一方面，租赁市场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政策从中央到落地，既要结合当地的现实，又需要有人力、物力、财力去支撑，短期内很难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近几年房地产买卖市场火爆，各地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一领域，而对体量相对较小的租赁市场有所忽略。

　　北京某知名中介机构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近几年来，他曾多次应住建部、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的邀请参与房地产市场座谈，但甚少有关于租赁市场的专项座谈，大部分情况都在探讨买卖市场，对租赁市场多一笔带过。

　　据悉，在缺乏一手数据的情况下，监管者主要从各大中介机构处获取租赁数据。但这些机构的市占率有限、经营策略不同、统计口径亦有差别，即使将各家的信息拼凑起来，也很难反映出市场全貌。

　　而由于缺乏数据支持，加之租赁市场的分散性，对租赁市场的监管手段十分有限。前述从业者表示，一直以来，政府部门对租赁市场的管理手段以“检查、约谈”为主，其余则靠“行业自律”。

　　相比买卖市场，这种做法既缺乏价格指导机制，对供应端的调整也十分有限。因此，对租赁市场的管控效果始终不甚理想。

　　那么，如前所提及，长租公寓究竟有没有推高房租？各方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