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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说/2019-02-08/ 分类:百科知识/阅读:
在中国要拍一部科幻电影,做的也是克服现实引力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郭帆觉得哪怕从头再来一次,也不一定做得更好。 来源:36氪 文 :韩洪刚 刘慈欣在《三体》里说:“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在中国要拍一部科幻 ...

  在中国要拍一部科幻电影,做的也是克服现实引力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郭帆觉得哪怕从头再来一次,也不一定做得更好。

  来源:36氪

       文 :韩洪刚

  刘慈欣在《三体》里说:“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在中国要拍一部科幻电影,做的也是克服现实引力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郭帆觉得哪怕从头再来一次,也不一定做得更好。

  他2015年从中影手上接了《流浪地球》,找来朋友龚格尔做制片,俩人垫了上百万块钱,写了上百万字的剧本,终于等来项目立项,也等来北京文化的注资。

  不过这只是艰苦路程的开始而已。电影开拍以后,郭帆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连续几天不睡觉也是常事,这不光是因为焦虑,也因为事情实在太多,“物理时间不允许”。

  比如有个镜头,修改了251稿,郭帆简单算了算,哪怕修改一次要三分钟,修改完也要12小时。而《流浪地球》的素材里,单单特效镜头就有四千多个,几乎每一个镜头都需要反复打磨。

  拍摄时候也总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电影几乎没有任何科幻电影拍摄的经验,好莱坞电影又领先太多,没法直接拿来借用。大多数时候,郭帆和剧组只能土法炼钢,用人力和时间去弥补工业上的不足,再经历数次停拍、延期、补拍之后,终于有了如今的《流浪地球》,让一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科幻元年”。

  “元年”的说法,营销噱头大于实际意义。电影是生意,也是艺术,从没道理规定,后来的电影会比之前的更好。即便是最擅长拍科幻电影的好莱坞,在无利可图之后,如今也逐渐放弃了这一类型,只剩下拥有最终剪辑权的寥寥几位大导演还有资格去尝试。

  何况,以电影本身而言,我们也能发现不少粗糙的地方。特效细节不够丰富,部分剪辑显得凌乱,配音口型对不上……以此而论,它远远不是一部尽善尽美的电影。

  郭帆自己心里也清楚不足,他知道倘若和《星际穿越》相比,那自己肯定就傻眼了,“我们确实有差距,人家干了五十多年,我们这才是第一次。”

  不过最可贵的是,《流浪地球》走对了路。

  它没有选择去拍披着科幻外衣的爱情片或者惊悚片,也没有在美术或者道具上草草了事,甚至在这过程里,郭帆有了自己的“科幻电影方法论”,比如怎么建立和观众的情感联系,比如在布景不真实的时候,要让演员显得浮夸一些,反而能让观众体验更好。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可以留给“中国电影工业”的经验。2014年,他和其他几位年轻导演,去了派拉蒙参观学习,他意识到,中国的电影工业不仅落后在技术上,也落后在意识上,并不是给了农耕时代的人一套福特流水线,他们就能造出小汽车。

  “一开始,工业化只是模糊的一团雾,到现在我们大概能看出一个人的形象,可能再过个三五年,我们能看出来他长什么样子。”

  在电影上映之前,36氪采访了导演郭帆,那时候他对最终的成绩依然忐忑,如今,电影有望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也获得了多数观众的好评,他可以安心筹备下一部电影了。

  以下采访经36氪编辑整理:

  “这样的片子你得多拍才能进步”

  记者:开拍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这期间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最佳的导演人选。

  郭帆:每天都在怀疑,每天都睡觉前,都在怀疑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之前剪辑时候还在怀疑,现在好一些了。

  记者:点映观众的好评让你放心了吗?

  郭帆:没有,一切都还是未知状态,没有上映,就没有最终结果。项目做了四年,像是跑马拉松,始终不知道终点在哪,不过现在好歹我看到终点线了。

  现在看到的反馈,大部分来自专业或者半专业的观众,他们知道这点电影的难点在哪儿,知道我们付出了什么,这里面有同情分,但普通观众可能直接对比好莱坞,如果对比《2012》可能还好点,万一对比《星际穿越》,那我就傻眼了。观众不会拿双重标准来对你,因为你是国产就宽容,不一定这样。

  记者:你希望观众给你优待和宽容吗?还是说希望他们能公正对比你的电影和好莱坞电影?

  郭帆:我太希望优待了!但咱们希望和人家实际做是两码事,而且你既然要干这件事情,就要直面好莱坞的东西,这个没办法,躲不开,只能比呗不然咋办?但我们确实有差距,人家干了五十多年,我们这才是第一次。

  记者:2014年你们去了好莱坞,都发现了什么差距?

  郭帆:我打一比方,我们还在这吭哧吭哧修自行车,人家开着车,绝尘而去,把我们甩在后面。我们在工业化上缺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一提到工业化,就觉得是硬东西,是大机器,但想要用大机器批量化生产,你需要前提条件,得先理解工业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要标准化,要可量化,之后才能被分配,被分配才能分工,分了工才能够提高效率,这是工业化的底层逻辑。

  我们追溯到原点,就是格式化。我们现在剧本都没有统一的格式,没有一个同样字号、行间距标准、标点符号统一的剧本。

  记者:拍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理念问题?

  郭帆:有一个场记软件,我们可以拿来用,但是工作人员不用,说用这些产品还不如一张纸记得快,我说你今天是快,但你记一百天就是一百张纸,一百张纸里面要寻找任何一个信息,你怎么找?万一你去洗手间没带纸怎么办?一旦丢了该怎么办?这就是只看到了当下的方便,没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之后我们怎么办,工业化的很多东西就是理念问题。

  这些还算好说服,比如你遇到一些大编剧,说我就不改,你爱用不用,那你怎么办?

  记者:那你怎么办?

  郭帆:就得柔化处理,要潜移默化慢慢去做。之前电影局派到好莱坞的导演,都是年轻人,更容易接纳一些新东西,所以这个改变是一个过程,工业化不会一蹴而就。

  记者:过程要多长?

  郭帆:一开始,工业化只是模糊的一团雾,到现在我们大概能看出一个人的形象,可能再过个三五年,我们能看出来他长什么样子。

  我们拍《流浪地球》时候,天上地下分开拍,最早只拍地面,因为天上的故事还没定演员,吴京是后来进组的,拍地面时候,我们就遇到很多很多问题,拍天上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进步,能明显地感觉进步。

  记者:怎么让这种进步成为常态?

  郭帆:像这种片子你得多拍,你才能多实践,能多总结出一些东西。我们为什么拍古装那么熟练,就是拍得多。你和一个道具师说,帮我做一个屏风,那很快就做好,但是你跟他说做一个未来的屏风……嗯?这是啥?

  我们连制造的基本理念都不一样,科幻的产品是要组装的,很多零件要在厂里预制好,到时候我们再自己拉一拉一车过来,一块一块装,一点点搭起来。

  遇到的技术问题很多,有时候也会遇到不可控的局面,最多一个镜头我们修改了251次,哪怕一次修改三分钟,那十多个小时也就没了。

  记者:遇到不可控的局面怎么办?

  郭帆:人工。我们前面说了工业上的差距,那么拿什么补上?就是拿人上。吴京拍失重的时候,我们没那些先进的设备,就还是传统的威亚。吊威亚,演员自己肯定没问题,但还得再加上宇航服六七十斤,本来控制就很难,再加上一个俄罗斯演员,完全没有吊威亚经验,所有的力量支点都在吴京一个人身上,他要控制两个人。太难了。

  我们成本不够,就靠身体,靠人,去补足我们工业化的差距。

     “拍科幻第一步是要让人相信这个世界”

  记者:俄罗斯宇航员的角色,是按照东北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吗?

  郭帆:我们在拍这种国际友人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就好像好莱坞拍中国人一样,我们看来这些中国人怎么会这样呢?完全不对。但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人就是这样。他们拍是按照他们的思路,那我们拍可不就按我的思路,我们接受它就行,对吧?

  还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里面的校服还是跟现在这样。我小时候就穿这种校服,我特别讨厌,我就不想穿着,但学校规定你还必须得穿,周一到周五,那凭什么你未来就可以不穿?永远都要穿。想穿更好看的,不行!

  记者:像校服的设计,以及上海2044年奥运会这些细节,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郭帆:比如里面的春节,再比如“亲人两行泪”,这样子设置,中国人就有亲切感,觉得不陌生。如果我们设置一个一万年以后的未来,根本没法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不知道怎么去拍。这就好像你把山顶洞人拉到现在,他看到的都是问号,根本没法描述。

  我们找到的情感点必须和当下相关,电影核心是人和情感,如果我们的设置没办法产生共同情感的话,那就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去找这样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你相信这个世界。

  记者:共情的第一步是相信。

  郭帆:如果你怀疑这个世界了,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假,你根本不会care他的情感。所以我们的重要目的是让你觉得,这个好像还挺真的。所以人应该是活生生的,情感应该是真挚的。科幻片最难的就在这儿,它不像现实主义题材,比如《我不是药神》,它本来就发生在现实世界,你不需要怀疑这个事情,直接就能进入到这个人物里面,但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像《阿凡达》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铺垫过程。

  像在峡谷里有些挖掘机,我就说里面必须加上安全标语,平平安安把家还什么的。还有类似的,百年大计什么的。还有最开始地下城那部分,开始会觉得有些突兀,但如果没有这些,最后它要被毁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心疼。你知道那里边有人,那地方有我们的生活,有我熟悉的东西。

  记者:就好像一个经典的编剧套路,在电影里养一只狗,再把它杀掉。

  郭帆:对,需要你产生情感。包括和达叔(吴孟达)合作也是这样。达叔是一个喜剧演员,我们都很熟悉,但这里他演的是正剧,他离开的时候你会很心疼。其实我们是借用了达叔之前在大家心里的形象,来让大家产生感情,所以这个角色要有一些喜剧元素。

  记者:不过刘慈欣在小说里是不重视情感的,但电影里情感却成了核心。

  郭帆:大刘本人也很重视感情,你说的不重视,只是停留在小说层面,因为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载体,我们会有不同的视角。小说可以很宏大,我们可以在宇宙的视角上去看待地球,它只是一颗微尘,你站在那个角度看地球的话,战争或者打架,都太无聊了。

  但电影你没办法在这个视角看,你要是这个角度,你拍的就是120分钟的Discovery科教片了。电影拍120分钟,只能去关注人。小说有这个空间,去关注别的,但电影没这个空间。

  记者:大刘原著里面有一句话,“漫长的航程里面,永远保持理智,这是一种奢求”,这句话也出现在电影里。但大刘的意思是在说理智的重要,但在电影里却变成对人类不理智的一种赞扬。

  郭帆:我觉得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感性,因为我们没那么理性。如果我们不感性,那我们就不是人了。很多情况下,战乱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核泄漏的时候,有的人都不离开家,我死都死在这个地方,那是那是一种什么情况?因为这个地方承载的回忆让我变得不够理性。人类对子女的时候就更加感性,你可以为孩子付出一切。这太不合理了。

  记者:如果不是因为父子关系,我觉得刘培强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郭帆:对,那他也就走了。这个也很合理,换我我也这么干,你也会这么干。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超级英雄。我看到过一张图,特别感动,是一个消防员冲向一片火海。这个人脱掉衣服,就是普通人,但他冲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了英雄。

  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没有人的文明毫无疑义。你之所以称之为人类文明,是因为我们是人,人就是要有感情的。如果你绝对理性,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推动地球。莫斯的计算说最终方案不可行,确实是对的,因为他没有计算牺牲,它不会把自己的牺牲算在里面,所以这事情成不了,但是人就能做到。

  记者:最后脱离空间站的休眠仓还活着吗?

  郭帆:那个不要深究,我们就给它以希望好了。我们考虑过要不要交待这些东西,但这样子就会特别复杂,而且会引申到一个特别偏的讨论上来,和要表达的主题就完全无关了,我们不是要讲这个,不要太纠结。

  我们跟我们的科学老师讲,让他帮忙算算洛希极限的那个点准不准。老师说好,那我带两个博士,要算一个半月的时间。我说那就算了,没这时间。

  记者:有没有哪些遗憾,是因为钱不够造成的。

  郭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成立。如果我们时间没有限制,钱没有限制,那我干点什么不行,为什么还要拍电影?

  我们竭尽了全力,现在还有团队里的人住在医院里,我们没有办法比现在做得更好,如果我们重新拍一遍,最后出来也还是这样,可能还不如现在。当然现在我们是进步了,但以我们那时的经验和技术来说,做成现在这样子,我觉得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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