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蔡奇到访股转公司背后意义非凡，新三板后援团或惊现北京力量

中华PE: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新三板改革政策即将出炉的传闻一直沸沸扬扬，上周五（12月8日），三板等来了股转公司发布的《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系统内部测试的通知》。

虽然股转公司没有发布众人所期待的政策通告，但却传来了好消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视察股转系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吉宁及股转公司董事长谢庚陪同考察。对此，国信证券场外市场部总经理鲁先德认为，蔡奇的到访对新三板改革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鲁先德指出，蔡奇作为北京市委书记，这次到访新三板说明北京市对新三板很关注，从整个资本市场历史的发展来看，包括深沪两个交易所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所在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蔡奇这次到访新三板，正好反映了在新的十九大之后，北京市政府在金融层面开始关注新三板的改革发展。

据媒体报道，蔡奇到新三板后召开了一场座谈会，座谈会上，“一行三会”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银河证券等负责人发言，就支持新三板改革发展，打造首都金融开放新格局，提升首都资本市场和各类金融主体核心竞争力，服务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首都金融风险防控等提出意见建议。

“蔡奇作为北京市一把手，把‘一行三会’的领导和相关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叫到一起，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叫支持新三板改革发展，这个对新三板来说是一个新的信息，从宏观来讲，这个信息对新三板的影响，我的理解是多了一个北京力量去推动新三板的发展，这一点毫无疑问今后来讲会更管用。”鲁先德强调。

蔡奇视察股转公司对三板后续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可以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发家史”为借鉴。

深圳证券市场的起步，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当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规定》，当时一些企业为了摆脱经营中的困境，在深圳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了股份制改造。随后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最早的证券交易，加之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世纪星源的前身）等也陆续发行了股票并上柜交易。“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考察，在参加伦敦一场金融座谈会时，李灏深受启发——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自此过去6个月不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深交所的筹备工作正式被提上日程。而早前曾被派往日本专门学习过证券和证券交易的禹国刚，也就是后来的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当时也被从深圳市中国银行里调出来，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技术性工作。

但据时代周报报道，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供需严重失衡，加之交割手段比较落后，非法场外交易盛行，中央领导层对深圳股市的发展开始有了争议，有主张继续加强管理的，也有主张取消试点的。除此之外，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对股份所有制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还未能达成一致，因此1990年5月，禹国刚等人赴京申请设立深交所时遭遇碰壁，截至该年11月仍未拿到国务院的批复。

而另一边，上海方面因为要配合开发浦东，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直接借鉴了深圳固有资料和经验，上交所已呼之欲出。在考虑到假如不抢在上交所之前开业，深交所的诞生可能还要被推迟很多年，甚至胎死腹中的可能性后，1990年11月22日，李灏、张鸿义等深圳市领导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的筹备工作并当即拍板：不管有没有“出生证”，10天后，深交所这个孩子一定要准时出生。

于是，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次响起了开市的锣声，当天就成交了8000股安达股票。但直到这时候，深交所仍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准。此后2008年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李灏感慨道：“深圳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有红头文件的。”

如果没有当年深圳市政府孤胆英雄式的决断，深交所或许也不是如今的模样，至少要年幼几分，但深圳市政府对深交所发展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据深交所创始人之一王健早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透露，在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张前，深圳的证券交易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投资者争相入市，抢购股票，当时深发展的股价从交易柜台上的16元炒到了黑市上的120元。因此，深交所开业以后，之前柜台交易时期累积的弊病开始逐步显露，股市连续暴跌10个月，甚至在1991年4月22日，深交所出现“零成交”。

下跌势头不减的股灾给了当时深圳市政府极大的压力，“敢为天下先”的深圳基因在此时发挥了作用，1991年8月，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连续四次召开“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市，加强市场支撑力。据了解，8月25日会议后，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和监事长董国良当晚先后到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家，请示筹资2亿元用于“救市”，最终从市国投、市投资管理公司等单位筹到资金，并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由深圳市财政局副局长金明、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指挥“救市”。

据禹国刚后来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称，当时他们“救市”的策略是稳住龙头——深发展的股价，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价改变局面，稳住大市。1991年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深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但随着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继续介入，从9月14日至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10月10日，深发展股冲到26元/股，其他股价逐渐上来。到11月14日，深证指数创下了收市报136.9点的当年最高纪录，日成交额也于11月13日达到1.1亿元的新纪录。这次被誉为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救市行动，终于告捷。

当时的“救市”措施可谓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成功范例，如果说在深交所成立这件事上，深圳市政府承接了孕育和接生的工作，那么在“救市”一事上，深圳市政府则是在进一步执行抚养的任务，对深交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回到蔡奇到访的事，蔡奇所代表的北京市政府和党中央的关注，对新三板的改革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鲁先德认为，新三板自2006年开始在北京中关村试点，从根源上来讲，新三板来自于北京，这次蔡奇的到访，意味着新三板市场不再单纯是证监会系统或者监管系统的事，同时也是北京市政府的事。与鲁先德的观点相似，上周末被誉为“新三板教父”的程晓明博士也曾公开表示，蔡奇视察新三板时，提出了北京要建立与首都相匹配的功能定位，在他看来，新三板应该还是会在北京。

事实上，犀牛君发现，蔡奇除了北京市市委书记这一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奇这次的到访，除了代表北京市政府，是否还带着党中央的关注，我们不得而知。在上任北京市委书记前，原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曾这样评价蔡奇，“他政治敏感性强，对党忠诚，经过多岗位历练，领导经验丰富，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政策理论水平高，视野宽阔，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快，改革创新精神强。”

“蔡奇实际上上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时间也不长，才一年不到，在十九大过去没多久他就做这个事，我觉得从宏观意义上来讲，对新三板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鲁先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