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游记，可能和旅行无关

　　生活总在别处，但如只是在别处寻找此处的生活，那么对别处的观察必然充满虚假而不自知。

　　今日不少国人或许已经足迹遍布世界，却每每表现得始终对于世界视而不见的原因，不仅在于缺乏经验，更在于缺乏洞察力与自觉。借助好的游记，我们可以不仅让人观察当地，更是让人反思自身，是哲学历史与政治经济集大成者。

　　旅行，本身就意味着抱着开放性去接触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轻佻的旅行者，在今天往往沦为一种小布尔乔亚的闹剧表演，自以为来到，自以为看到，甚至往往以为可以改变什么，然而最的确定不过是离开，不仅没有改变什么，其实也没有真正看到，只不过，把想象的异邦从纸面衍生到物理世界。

　　虽然家庭出生和写作风格不同，但是我认为叶礼庭和英国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荷兰裔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作品有共同之处，都是现代意义的严肃游记，即通过不同文明比较来确认自身身份。如果说古典时代的游记是人们拓展视野猎取知识需要，往往是文明到野蛮地区的游历，本质上是对于我们是谁的追问，这种游记传统随着旅行的普及而逐渐消失。

　　今天的新游记，更多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重新思考身份的再度确认，这种新游记的写作要点不是旅行，而即是将对身份的思考代入全球化图景的体验，无论是长期的流亡还是短暂的客居甚至纸上的游历，这即是这种游记作品区分一般旅行作品的特点，也是他们与伟大游记传统共振的一部分。这类作品的作者往往具备多重背景，而他们本身写作也关注变动世界中的个体身份，通过不同文明的交错来重新确认时代的脉络。

　　有意思的是，今天推动加泰罗尼亚公投的政治人物普伊格德蒙特也深受90年代政治风云影响。几乎在叶礼庭在前南斯拉夫旅行的同时，会说五种语言的普伊格德蒙特也去了类似的地区旅行。叶礼庭反思了铁托35年铁腕独裁，也不过是带来巴尔干地区短暂和平插曲，他之后的南联盟没有后人维持他的强势，于是一切撕裂了，余下无尽的分裂与暴力；与之不同的是，普伊格德蒙特看到了机会与未来，按照《金融时报》的报道，他在1991年去了刚前南斯拉夫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出差，这一次旅行甚至形成了其独立观，“着迷于这个国家是如何在具有争议性的公投和短暂冲突后、在国际社会的最终支持下赢得了独立”。

　　看，即使相同的路程，仍旧可能驾驶向不同的结局，这也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永恒之谜，浅薄之人认为是或许看成暧昧，但历史一贯清晰，只是复杂已久，不会因为短暂的政治口号而变得简单，南联盟的历史告诉我们，五十年的时间，对于人类来说，不够遗忘，无论民族还是仇恨。

　　《血缘与归属》、《火与烬》、《战士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