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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什么是年轻人最微小的消费自由，便利店无疑榜上有名。走进城市中的任意一家便利店，你会发现一座微型的消费天堂：全家的可丽饼三角蛋糕、美宜佳的星期零蛋白棒、7-Eleven的开心果巧克力冰淇淋……在这里，你能淘到当季最为时髦的网红新品，也能在食物的温软香气中不由自主地倾囊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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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深夜，便利店则摇身成为城市里的最后一座灯塔。伤心之人在这里收集凤梨罐头，疲惫的都市白领在这里放声痛哭。有人说过，只有在深夜的便利店，你才能看到城市最温柔的模样与最真实的面孔。

当我们今天提到便利店，它早已不只是日常用品的便利采买之所，更是一场精神性的体验与一桩流动的文化事件。如同一座城市的活名片，便利店的数量、间隔距离、选品设计都关乎城市白领生活的微小尊严。或许也是因此，在社交媒体上，便利店被塑造成都市人的精神避难所。

只是，在治愈和抚慰的流行标签背后，便利店既象征着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过度追求，也是消费型资本主义社会的7/24魔咒。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连接公共与私人的第三空间，便利店的公共性将何去何从？

本文出自11月12日专题《城市人类学》的B03。

细、小、全、杂：都市文明的物质化身

在《打造消费天堂》一书中，学者连玲玲曾提及过一家明朝时期开在苏州的孙春阳杂货铺。据她的描述，这家店兼卖食品及日用品，且模仿中央官制的“六部”，将商品分为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蜡烛等“六房”。

听起来，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便利店？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讨论便利店的现代性，完全可以将这家杂货铺，以及拥有更为悠久历史的流动摊贩当做中国版便利店的前身。毕竟，便利店的核心特征就是细、小、全、杂。

当然，现代意义的便利店实际是个西方概念。一个对我来说有点冷的知识是：最早的便利店并非诞生于日本，而是发端于美国南部。1946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7-Eleven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正式开业。直到20多年后，日本才有了第一家7-Eleven。据创始人铃木敏文的回忆，这家店的第一位消费者是名男性，买走了一副标价800日元的墨镜。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之所以时有日本才是便利店发源地的错觉，不仅因为日本成功地将西方便利店模式本土化，更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气质像极了我们对于便利店的印象：明亮、干净，富足中还带着些许的丧气。

日本电影《百元之恋》剧照。

在中国，便利店业态的落地正值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城市化发展浪潮。1992年，中国大陆第一家7-Eleven在深圳开张。1993年，一家名为“百式便利”的港资便利店进驻上海。1996年，上海华联罗森有限公司成立。当时人们对便利店的初印象是：新和时髦。

根据公众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在《上海便利店简史》一文中的资料考证，1993年的《新民晚报》这样描述“百式便利”与普通超市的差别：“乍一看，百式便利店与普通的‘超市’差不了多少，可是细琢磨，奥秘就多啦：齐整的货架上不仅有高中低档食品，还比别家多了灯泡、插座、保险丝和蜡烛等各类生活必需品……”

如果当年人们所说的新和时髦还多有稀奇之意，譬如“烟纸店买不到的冰可乐，在罗森就能买到，价钱也就是贵了几毛”，那么到了今天，便利店真正成为了餐饮界的网红风向标。在这里，你能淘到当季最为时髦的网红新品，也能在食物的温软香气中不由自主地倾囊消费。

电影《伯德小姐》剧照。

网上流行着一种说法，叫做便利店依存症。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是，便利店能够实现都市人的消费自由。于是，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只是想买一把伞，却顺手带走了一袋小包装的薯片、一个新出的冰淇淋；本来只想买一瓶酸奶，却在结账时因为乌龙茶买二送一的活动而多装走一兜冷饮。

相比其他线下商超，便利店为何总能让人陷入不自觉的消费冲动？

这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往大了说，正如任何其他消费行为一样，你在便利店所体验到的消费冲动正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早在上世纪末，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就忧心忡忡地提醒过大家：消费社会是人役于物的社会，在这里，消费不仅变成人们塑造与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同时也是组织社会规范的核心概念。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引导过度消费的陷阱无处不在，是个体很难摆脱的结构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