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为每一步科技创新护航

　　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评判一国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于我国而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正进入快车道。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科技创新在支撑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国家重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志刚细数了过去一年中我国科技事业迈出的步伐，比如体细胞克隆猴、散裂中子源等重大原创成果，港珠澳大桥、高铁、5G等重大科技攻关，雾霾防治、肿瘤重大诊疗设备、原创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等先进技术应用。

　　“参与创新不问出身。”谈到企业科技创新相关话题时，王志刚承诺，国有、民营都一样，科技部在项目、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都会一视同仁，规则公平，机会公平。

　　与王志刚一同参会的，还有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贺德方、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除了上述话题之外，他们一同就如何鼓励创新投资、科技成果如何转化、如何为科研人员提供支撑等一系列问题，回应了关切。    投资科技创新，发力基础研究

　　“科技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各界，都把科技投入作为国家预算、企业预算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志刚在记者会上称，中国这些年在科技投入方面增长的速度较为显著。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2018年10月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共投入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7606.1亿元，比上年增加1929.4亿元，增长12.3%，位居世界第二。2013~2016年，我国R&D经费年均增长11.1%，同期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为2.7%、2.3%和0.6%。

　　尽管成果显著，但就“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这一问题，王志刚表示，中央财政要推动加大投入，将怎样动员企业、动员社会各界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参与基础研究这个问题思考回答好。

　　对于资金投入的方向和重点，王志刚称，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医学等高科技产业领域，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能力建设，例如实验室、实验平台、工程中心等，还包括对人才的投入。

　　值得期待的是，中国政府、企业、社会各界，都已开始把科技投入作为预算的重要方面，以BAT、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都在逐步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参与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队伍中。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就建议聚焦基础科研，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科学领域成果转化，构建产学研联动创新平台，打通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衔接的绿色通道，建设科研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强化基础科学的普及和教育力度。

　　为此，腾讯拿出了10亿元资金用以支持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希望通过非常完善的机制，每年选出50位青年科学家，为他们提供每人300万元人民币支持基础研究创新。

　　在2017年成立达摩院之后，阿里巴巴也投入1000亿元用于研究量子计算、机器学习、基础算法、网络安全、视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人机自然交互、芯片技术、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前沿科技领域。

　　华为则在全球设立了多个联合创新中心，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创新合作，发力5G算法、人工智能技术、网络智能、纳米材料等前沿科技，网罗世界各地人才，并研发出了麒麟980芯片和昇腾AI芯片等。

　　对于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则表示，提高个人、企业捐赠于基础科研领域的税收优惠程度，引导更多捐赠资金进入基础科研领域。

　　不难看出，中国要加强基础研究投资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如何统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则是更为迫切的问题，正如王志刚所言，“基础研究往往不是研究的终点，论文本身也不是这个成果的句号”。    市场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实现了研究成果的从0到1之后，如何转化与落地也是记者会的焦点议题之一。

　　王志刚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把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首先要出成果，在成果方面也要区分技术的成熟度。另外，一定是市场机制来促进转化。成果的拥有者、成果的承接者，这两个是主体；政府主要是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做好服务。

　　“全国人大专门修订了科技成果转化法，这个成果转化法的含金量很高，相比各国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法律，中国这部法律应该是最优惠和最贴近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实际的。”王志刚表示。

　　他援引数据称，2017年中国高校科研机构2700多家，转让各项科技成果35.4万项，增长了近60%，合同额达到了751.76亿元，同比增长27.5%。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成果转化让科技创富效应进一步显现，政策红利显著释放。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大幅增长，2017年达47亿元，同比增长24%。

　　在两会期间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表示，尽管中国学术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但不是发了论文就等于创新，好多东西没有真正落地。如何把样品变成产品最后变成商品，这才是完成了整个创新的过程。

　　葛均波以其从事的心脏支架领域为例，“从材料到工程，到医工结合，再到医院，最后到市场，是一个完整的产业化链条”。他建议，把创新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鼓励创新，把创新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并总结解决问题的办法。

　　王志刚表示，未来的工作一是要建立起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技术转移基地、技术转移主体，以及做好技术转移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二是要推动符合技术成果转化的国有资产评价、管理的制度建设，把无形资产、把能力作为重点，包括最近的科创板，目的也是推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则提出了创新性成果从产生到实现广泛性应用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是对新技术的科学性产生疑虑，第二阶段是对技术成熟度的疑虑，第三个阶段是技术进入到广泛应用阶段。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一项新技术才算是完成了周期。

　　王志刚说，下一步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工作重点。

　　包干制改革试点释放创新活力

　　在释放科研工作者的主体创新活力方面，我国也在不断加大扶持力度。

　　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一直是科研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但由于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主要实行预算制和报销制，加上科研活动本身的不可预知性，科研人员在经费使用时欠缺灵活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对于首次提出的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王志刚在记者会上解读称，在科研管理方面，特别是经费管理方面，信任是前提。“我们改革的重点就是怎样以激励、信任为出发点改进管理。”

　　王志刚说，包干制本身还是个手段。信任越大，实际上责任就越大。他认为，政府要把包干制跟“放管服”结合起来，“目前已经选了60多家在进行试点”。

　　对此，同济大学教授周顺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包干制非常有利于科研工作。在做课题时，科研人员不可能完全按预想的路线走完，按照目前的财务制度，最终的报销需要和上报的预算明细一致，那么就有可能产生经费使用不灵活的现象。包干制可以解放很多精力，让大家静下心来做研究。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科技创新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则是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权衡认为，包干制试点改革是进一步推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过去这些年，我们一方面强调创新驱动发展，形成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科研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经费管理方面，束缚了一些科研人员的手脚。”权衡说，包干制可以调动科研主体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也是一种放管服，通过清理这些困扰，最大限度地释放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力，调动创新积极性。

　　2018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在完善创新生态、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上，我国政策频出。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去年年初发布；去年7月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而今年1月举行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也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奖金提高到800万元……

　　在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核心一定是科研人员的创新发展，因此激励机制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度，让科研人员以成果为导向。而包干制就是向成果导向迈出的坚实一步。

　　王志刚表示，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形成一个试点方案，并不断推进与完善，最后形成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创新主体、科研人员有更大的积极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获得感。

　　(第一财经记者冯芸清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