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在改革的荣光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000681,股吧)）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玉海 2021年6月17日清晨，汽车在安徽凤阳县城往东的濠州大道上颠簸，两侧不时刺入货车的轰鸣，窗外天色阴沉，随时要下雨的样子。从导航地图上可以看出，北边两三公里外，便是淮河——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

突然，汽车一拐，驶入一条平整的柏油路，路边整齐的行道树，怒放着细碎的白花，香气袭人。很快，横跨马路的一个巨大牌坊闯入眼睑，上下两排红字：“凤阳县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当时尚为凤阳县板桥区梨园公社严岗大队下辖生产队之一的小岗生产队，18户代表偷偷达成一份协议、并按下20个红手印，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按人头分到各家——为了规避“分田单干”“包干到户”的风险，而称其为“大包干”。

自此，小岗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符号与象征，“农村改革第一村”的荣光，持续照耀着这个江淮平原腹地的农庄。包产到户的火花何以最早在小岗闪耀？包产到户之后的小岗，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荣光之下，今日的小岗究竟是一番怎样的情形？未来的小岗，又有着怎样的雄心与期盼？

一年翻身

6月17日下午3点多，记者见到严宏昌时，他正坐在门口一个小板凳上剪红薯秧子——天色阴暗要下雨，正是栽红薯的好时机，一群鸡在院子里逡巡觅食。

在后来被作为改革史料展出的那张按满红手印的小岗分田到户协议照片上，20个红手印上方正中，还有一个签名、手印——那就是“严宏昌”。当然下方20个红手印中，也有他。

严宏昌的解释是，他当时是小岗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也是这份秘密协议的起草执笔人。不过，严俊昌、严国品、关友江这几位仍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的记忆略有不同：当时队长是严俊昌，严宏昌是副队长、执笔人——因为他有文化。关友江认为，严宏昌最能说清楚小岗分田到户那段历史。

在很多小岗老人的记忆里，包产到户前的小岗，穷的没饭吃——虽然有那么多土地、也有那么多劳力，但大集体的大锅饭，已经让老百姓(603883,股吧)失去信心，除了吃国家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就是出去讨饭。“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穷则思变，走了‘包产到户’这条路。”严宏昌说，在此之前他们曾经把生产队18户人家分成8个组——基本上两家一组，但仍难以调动生产积极性。“有老人就认为，分田到户是唯一出路。”关友江和严立华都记得。

事实上，当时的一些人、尤其是上年纪的人，对包产到户并不陌生：1956年中国“合作化”开始之前，本来就是各家各户单干；1961年，为了应对饥荒，也一度放松政策、短暂的允许包产到户，安徽则是其中的突出者。

当时的小岗生产队，18户110多人，基本可以分为3个家族：西头严家——辈分高的是严国昌；东头严家——辈分高的是严峻昌的父亲严家其；中间则是关家——以关廷珠辈分最高，他的侄子关友江则是东头严家的女婿。很快就摸清各家的意愿：愿意分田单干，只要有人带头。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小岗生产队18户户主集中到相对偏僻的西头严立华家开会。“当时这18人中，将近一半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因此协议和签名由我执笔，各人在各自的名字上按红手印。”严宏昌介绍，两个“外出讨饭”的单身汉——严国昌、关友德，分别由其儿子、兄弟代为按手印。当时，严宏昌虚岁30，他家里6个人，熟地、荒地加一起，人均分到了七八亩地。他们小岗东头人家分的是“插花田”——各家的田地分散在不同地方、相互交叉。

这年秋天，小岗大丰收：不算花生，全生产队粮食产量达到13万斤，是20多年都不曾有过的大丰收——这被形容为“一年翻身”。

凤阳县、滁州地委来领导问：小岗要是再（分田到户）干一年，产量能到多少？“我说，20万斤。消息放出去后，有人认为我吹牛，说‘头年行、二年着，三年就往下掉’。”严宏昌回忆道。

1980年1月24日，小岗家家户户杀年猪的时节，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了，挨家挨户查看粮食情况之后，在严宏昌的茅草屋里开会。“一张桌子，万里书记坐东头，叫我坐西头。”严宏昌至今还记得，万里后边第一排长板凳上，坐的是板桥区的两个书记、另一张板凳县委书记陈庭元，第二排板凳上坐的是滁州地位书记王郁昭，“其他的人我不认识”。会后，万里允许小岗“再干三到五年”。

1980年，小岗继续大丰收：统计粮食产量27万斤，上报数字22万斤。1982年中央“1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1986年，包产到户在全国铺开。“中央肯定大包干这条路，老百姓真是心花怒放，有的就想把草房扒掉，盖瓦房。”严宏昌说。

闯荡

虽然小岗东头因为分“插花田”、池塘的水没管好，一度在1981年粮食减产，但在很多小岗老人的记忆里，1980年代大多数时候是丰收的，甚至一度出现了“卖粮难”：粮食用板车拉到粮站，几台磅不停，卖粮的队伍还是排的很长，要排两三天才能卖成。

严留昌记得，当时人多地多的大户能卖上万斤粮食，小户也有七八千斤，差不多每家还有千多斤花生、猪，所以每家年收入怎么也有两三千，而当时化肥、农药也便宜，人们手里有了余钱。于是，他们开始添置农具、耕牛，改善生活条件——有人抽上了9分钱一包的丰收牌纸烟，然后是1毛4一包的“大铁桥”；再往后，开始买缝纫机、手表、脚踏车（自行车）、盖房子——家家户户的草房都要维修，换木料、换草。

严宏昌说，1980年秋收之后，他除了接待一些来小岗视察的领导、新闻单位外，不再过问队里的事，专心干自己家的农业生产，秋天粮食收下来卖掉后，他就带点钱到外边到处跑跑看看，做点小生意：“农产品(000061,股吧)、家禽、家畜、粮食，什么能搞到钱就搞什么”。

他最自豪的是贩卖耕牛：分田到户最开始，耕牛短缺，家家户户都要耕牛，他到东边的江苏泗县、淮安等地买牛，再卖到小岗这边。“那会儿价格随行就市，一头牛到我们这边，能赚两三百块。最多的一次，我一个人买了7条牛牵回来，走了一个星期到家。”

到1989年，严宏昌手里有了十来万块钱，盖了6间平房——曾经是泥瓦工、当过包工头的他，按楼房的标准下地基，之后差不多每过10年加一层，如今已是3层的楼房。

严留昌盖瓦房是1990年——没在小岗，而是在梨园公社门口盖了4间小平房。这里紧临公路，他的一个同学做农机修理，劝他把盖房剩下的钱买了些农机配件，互相合作。

关友江是参与分田到户按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1998年进入小岗村“两委”班子，2014年退休，做过小岗村党委委员、副村主任、村主任。

2000年前后，小岗的年轻人开始出去闯荡、打工：先是对接帮扶小岗村的江苏张家港市长江村，招了一批年轻人去张家港的纺织厂、电梯厂——关友江的女儿是其中之一，进的是纺织厂；然后是更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涌向江苏、浙江、广东。这之后直至今天，与中国广袤的内地农村一样，小岗大部分人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外出打工，有些在外买房、落户。

尽管1980年代的小岗人，仅靠种粮就生活富足，但严宏昌说，他常在外边跑，很早就清楚：小岗光靠粮食不行，必须要搞二三产业、办工厂——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1981年秋，他向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汇报：想在小岗办一个22亩的轮窑厂。

他的理由是：按现在的情形，过不了多久，家家户户都要盖瓦房，但本地没有建筑材料，买砖要到邻近的蚌埠市，还要报计划，等几个月都不一定能买点砖，“临淮关等附近的乡镇搞建设，砖基本上都是从江苏用火车皮拉过来的。”

汇报前，他到江苏武进县（那里产砖机）了解过，“这个规模的窑厂，大约要资金80万左右。”严宏昌说，陈庭元爽快的答应批给他85万。随后，严宏昌回到小岗，花了3天动员队里人建窑厂，但队上有人不同意。“说这80多万贷款，要是亏掉了，分摊到各家各户，要到哪辈子才还得起？”“既然队里不同意，那我来承包，一年交给小岗生产队20万，不要大家担风险，队里也不干，说农民只能在土地里求财，不要想七想八。”严宏昌说到此，感慨不已。

这之后的1984年，严宏昌又萌生在小岗生产队办一家塑料加工厂的想法。因为他在浙江瑞安一带看到：家家户户搞塑料编织袋作坊——化肥厂、水泥厂都用，原料是从各地收的塑料废品，包括小岗这边的塑料废品，都是浙江那边收去拿到家里加工。来自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的大卡车则等着拉货，有的在那里住好久，才能等到货拉回去。“我就想办个塑料厂，原料我们本地有，废品收上来就是。但队里不同意，要干你自己干。”严宏昌介绍，当时这个塑料加工厂一条生产线要5万4千多，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就买了两台能造出半成品的基础机，运到家、包安装，花了1万8千。22天收回成本，干了两三个月赚了五六万。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严宏昌担任小岗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期间，负责与帮带小岗的上海政府方面对接，计划办万头规模的生猪养殖厂。上海将小岗作为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出技术、资金，产品销往上海，但未能如愿。

1993年春，小岗与大严两个生产队从严岗村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小岗行政村，上边的梨园公社也和小溪河公社合并为小溪河镇。严宏昌试图利用合并后梨园公社闲置的房屋、利用家家户户有缝纫机，到安徽省外贸找熟人，拿纺织品加工的订单，办纺织厂。“广告一贴出去，一天就招到100多人、抬了100多台缝纫机进去。省外贸公司把出口的床上用品、被单的加工项目给我们，拉了一车料子过来。第一批加工好，送过去验收合格，又做第二批。”严宏昌记得，当时一台缝纫机加工成品，一天能挣三四十块钱，好的能到六十块。

再过富裕坎

自1990年代末期，上级政府开始给小岗村派驻干部蹲点。先是镇上派，然后是县里、市里，直至安徽省层面从省直各厅局选派。最近十余年，小岗村委第一书记，基本都是凤阳县委常委。2008年3月，在全县行政区划调整中，小岗村与严岗村、石马村合并，形成新的小岗行政村，1000余户、4000多人。

2004年到任小岗第一书记的沈浩，就是从省财政厅选派的。“沈浩来小岗以后，很抱屈：已经迈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关友江说，小岗从这时候又开步走——谋致富。

首先，政府开始重视对小岗村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社区环境——对过去生产队时代零散盖的房子，集中规划、补贴改建。今年则开公了“引淮”入岗工程，彻底解决小岗及周边地区农业用水问题。

经济发展方面，一方面紧紧围绕“农”字做文章，推土地流转、土地治理、土地确权改革；另一方面，借助小岗“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历史资源，建立大包干纪念馆，发展红色旅游——这带来了一些就业机会，也给小岗的一些饭店、小卖部带来了生意。尤其是关友江、严金昌家，餐厅生意红火，年收入达20万元左右。

作为“分田到户”的发源地，小岗最早的土地流转，是2001年村西头那片原本计划用于建厂而最终改种葡萄的土地——由长江村润发集团出资租地，流转费每亩每年500元，合同一签20年。关友江有几亩土地，就流转给这个葡萄园了。2008年左右，小岗开始大规模流转土地给农业公司做规模化种植。

当时如果纯粹种粮食，一年一亩地净收入也就300元左右，要低于流转价格。尽管如此，一些村民对流转土地还是有顾虑。“农民一是觉得土地是个生活来源，二是担心土地流转后，田埂、界限消失，以后找不回自己的地、会扯皮。”关友江介绍，通过给村民算经济账——除了土地流转收入，还可以有务工收入，尤其是2015年进行土地确权、航测记录土地的准确方位后，老百姓“就不再怕把他的土地搞丢了”。

如今，小岗村14500亩可耕地中，8000多亩已经流转：一部分流转给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一部分是外出打工的村民将土地流转给亲戚、邻居耕种。

土地流转后，耕地平整治理成为可能——到2019年，小岗村土地治理达到90%。耕作方式也随之改变：耕牛在2010年后基本消失，进入大型农机耕作的时代。

未来与希望

如今漫步在小岗村，东西向的友谊大道两侧，白房子整整齐齐，临街的是一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徽派平房，后边是两三层的楼房。干净整洁的街道上，除了餐厅、超市、小卖部、邮局、学校、3家银行网点外，还有司法所、消防队、检察院的工作站；而一些餐厅招牌上“大包干带头人”的字样格外显眼。友谊大道的最东头，是“大包干纪念馆”——小岗被历史铭记的起点。

四十多年后，那些曾参与分田到户按红手印的人，无论是严国品、严俊昌、严金昌、关友江、严立华，还是严宏昌，无疑对如今的小岗是自豪的。“至少跟周边比，小岗的道路、住房条件，都要好很多。”严俊昌说。

“小岗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跟发达地区农村比，差距还是有的，但是自身与自身比，那是天翻地覆的成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看，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也很不错了——家家住楼房，户户有轿车、有存款，家庭生活更是没有说的，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小康了，吃不愁、穿不愁，有钱花。”严宏昌说，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严宏昌看来，小岗未来的希望，重点是看下一代年轻人去做，他对此充满希望。

小岗的年轻人——曾经外出打工、回家创业，如今是小岗村党委副书记的严宏昌长子严余山，以及他的同事——则面临着大包干一代不曾拥有的压力：“小岗的发展显然慢了——有人形容‘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小岗不能停留在40多年前创造的荣光里、天天讲过去的故事，未来怎么办？”严余山自问。

事实上，不仅是严余山、小岗村干部，与小岗相关的各级地方领导都有着这样的压力与焦虑。2014年，参加全国“两会”的时任滁州市市长张祥安，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就曾直言：小岗村发展不好，对全国都不好交代。

严余山的思考是，小岗未来的发展，需要继承小岗当年开创的改革精神，从解决村民的需求、解决发展的需求开始，创造新的改革故事。

这需要很多条件和保障，如政策、税收，“最关键的是土地”——解决了土地，跟踪对接的项目、本地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项目，才能落地。

“当下要解决的是，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畅通无阻地落地，每个小岗人、小岗干部，在发展建设中有所作为，才能让更多人有希望、留住更多本地人、吸引外边的人。”严余山说。

（感谢原本报记者张恒、原实习记者李桃红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