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路向东

文丨西部君

　　成都东进又有大动作：

　　7月6日，成都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到，继天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之后，将以淮州新城为中心整合区域资源，规划建设第四个国家级开发区。

　　打造“第四区”的意义，要放在整个成都的城市规划的背景下看。

　　成都的“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十字方针中，西控、北改、中优都是区域内的优化调整，南拓侧重于进一步突破地域瓶颈，着墨最多的东进是重中之重。具体支撑点是龙泉山脉以东的四座产业新城，淮州新城、简州新城、简阳新城和空港新城。

　　四大产业新城中，淮州新城被定位为：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产业支撑地，实施东进战略的核心承载地，未来东成都主城区，战略位置高出一截。

　　成都重在东进，东进的重点之一是淮州新城。在东部龙泉驿区境内已有规划面积160余平方公里的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提下，以淮州新城为中心，新建一个国家级的开发区，是通过产业聚集再造一个增长极，将直接影响未来区域内的经济版图。

　　1.圈层固化，成都要摆脱单中心格局

　　在分析为什么是淮州新城，为什么要有“第四区”前，先得解决一个问题，成都为什么东进？

　　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因为城市病，这两年都在忙着疏解中心城区功能。比如北京在打造通州副中心同时，在周边增设雄安新区。成都东进，其实也是解决同样的问题：中心区功能过载，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紧张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东进之前的成都，是典型的“圈层固化”的城市。2016年的人口数据显示，在传统的第一圈层，每平方公里户籍人口达到1.4万人，中心城区国土开发强度达到84.8%，距离中心最远的第三圈层则处于人口净流出阶段。

　　按照“五中心一枢纽”的定位，成都将瞄准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内陆经济开放高地，战略定位越高，头衔越多，人口聚集的压力越明显。中心城区要有序发展，同时让边缘地带都能享受成都的发展红利，必须进行人口和功能的疏解。

　　最新的《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要求，至2035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1360万人，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360平方公里以内。同时，东部区域加快承接龙泉山以西人口转移，重点集聚新增人口。

　　从经济体量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最中心的圈层，像青羊区，靠67.78平方公里的面积，产值达到1056.9亿；583平方公里面积的浦江县，产值只有青羊区的八分之一左右。

　　成都东进，在解决中心城区功能过载的同时，通过传统产业的转移，也可以为周边提供发展机会。

　　2.东成都主城区，为什么是淮州新城

　　成都的人口和产业向外环扩展，理论上可以有多种选择。

　　如果只看空间结构，西部倒是有广阔的腹地，但西进面临着巨大的生态难题。往南，已经有天府新区，且南向腹地有限；往北，连片的棚户区，以及大量国营老厂、铁路单位，意味着新城改造的巨大成本。

　　综合来看，东进是最具合理性的选择。从成渝城市群的大战略考虑，东进还能实现成都与重庆的相向发展，让两地能够基于产业配套加强区域协作，做大成渝城市群。此前四川方面在谈到打造东出通道时，表示“砸锅卖铁也要修建成达万高铁”，也是出于让成都影响力进一步向东辐射的考虑。

　　至于选择淮州新城作为“东成都主城区”，其发展基础和区位优势是重要原因。

　　比如淮州新城正好位于成渝发展轴上，是成都东北向的门户地区；距亚洲最大的成都国际铁路港、蓉欧快铁始发站只有28公里；离建设中的天府国际机场只有半小时车程；京昆、沪蓉、成渝、成德南等6条高速公路贯穿，等等。

　　利用区位优势，淮州新城可以为成都具体做些什么？

　　根据产业新城的定位，它将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智能制造、通用航空三大产业。从产业布局可以看出，成都东进并非简单地将落后产能从中心城区迁到新城。像节能环保和智能制造，属于当下热门的新兴行业；通用航空则属于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

　　产业不只在地理空间层面优化，在结构层面也在调整，与东进伴随的是产业升级。这种升级服务于“东成都主城区”的定位。既然是另一个主城区，就得避免重走中心城区的产业发展老路，在人口聚集的同时，防止污染、拥堵等城市病的同步“东进”。

　　按远景规划，2035年的淮州新城，将覆盖70平方公里的区域，常住人口达60万；远景规划更是辐射13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到100万。

　　在中心城区外再造一个百万级人口的主城区，一旦实现，将重构成都的圈层结构。

　　3.再造国家级开发区，有无必要

　　上面更多是谈东进的意义，以及淮州新城的战略角色，它解释了为什么第四个国家级开发区要以淮州新城为中心。

　　靠打造开发区来深挖地方潜力，历来都是不少城市的发展路径。像浦东新区之于上海，滨海新区之于天津，两江新区之于重庆，依赖国家的税收和政策优惠，开发区的建设，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吸纳产业和人口的聚集。

　　数据显示，东部城市中，开发区经济总量占所在城市GDP比例的平均值为13%。最典型的是天津，2017年，整个天津的生产总值是18595.38亿元，其中，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滨海新区达到10692.46亿，占比57%，成为经济核心。

　　国家级开发区的数量，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截至2015年9月，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19家，江苏省最多，有26家，其次是浙江省21家，山东省15家。这种正相关的趋势，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在争取国家审批和政策优惠上，有更高的话语权。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国家级开发区的打造，能够为地方经济提供新的引擎。

　　当然，现在新建国家级的开发区，政策红利远远不同于以往。不管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数量都早已破百。《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的更新版本显示，全国开发区数量增至2543家，其中国家级552家。

　　不过对于整体发展相对落后的大西部而言，开发区的红利减少，未必意味着引导产业聚集的功能减弱。

　　去年成都各区的GDP公布后，很多人感叹，年轻高调的天府新区，371.9亿的GDP却不及高新区的零头，进而认为新区建设利好到头。其实这是种误解，纳入GDP统计的天府新区，准确的说是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只包含华阳街道、万安镇等13个街道和镇，而且是在建设过程中，如此表现已经不俗。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成都各区的GDP表现中，成都天府新区以13.4%的增速，成为全市最高的地区，超出8.1%的平均增速5.3个百分点。这里面有新区集中基建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新的开发区对地方经济有足够的拉动能力。

　　成都南拓以天府新区为支撑，东进过程中区域优势的挖掘，的确很需要一个“第四区”，充当产业聚集的核心抓手，成为成都一路向东的工业桥头堡。

　　这一年来，淮州新城新签约引进了京东智慧物流产业园等在内的33个项目，协议引资429.25亿元。东进处于加速状态，未来的人口布局，将会呈现出新的“双城”模式。对于东部的成都人来说，能感受到的变化之一，可能是房价要逐渐涨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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