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北京吉普汽车合资谈判

代表团成员在斯巴先生家做客后一起合影留念。

　　杭三八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说起开放，首先是引进外资和技术，1979年北京已有一些合资项目在谈判，大多为饭店，而我则有幸参与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工业项目初期谈判。

　　1979年3月至1980年9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承担了北京汽车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关于美国吉普合资项目谈判小组的翻译工作。

　　1979年7月1日我国第一部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是我们谈判的指导文件，但因为无前车之鉴，加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同观念的撞击，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常常令人困惑，这个我国汽车工业谈成的第一个与国外合资项目，整个谈判前后经历了4年多。

　　在谈判中，美方提出CKD的合作方式，即全部买美方的零部件进行整车组装，这是初期合资外方通用的模式。当时国家提供不了外汇，一切都要北汽自己解决。买国外零部件需要外汇，因此中方要求美方尽可能出口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以换取外汇。中方还要求引进美方技术，尽快实现零部件本土化生产。我参与谈判的这段时间，外汇是双方经常讨论的大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双方的联络方式，那时既没有传真也没有电子邮件，美方的电传电报（Telefax）由邮局直接送到北汽，而北汽没有电传机，中方的回复只能到西单电报大楼办理。每次回复的英文稿均由小组成员陪着我一起到西单电报大楼，我用打字机打英文稿，连着的打孔机就在纸带上打出相应的电码孔，就像欧洲老电影里发电报前先打电码孔纸带一样。一旦打错一个字母，整条纸带必须重打。打完满是电码孔的纸带后交由电报大楼工作人员接通线路发出去。线路忙时只好干等，等到发出后我们才如释重负。

　　1979年5月，中方应邀赴美考察。考察团人员共8人，由一机部汽车局的吴忠良副局长带队，时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张建民和北汽厂副厂长刘耀民为副团长，团员为我们谈判小组成员。我们先后考察了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地区的总部、技术中心、试车场、制造厂、装配厂及销售和广告机构等共18个单位。我们还被外方谈判成员斯巴先生邀请去他家访问，第一次见识了美国人的生活。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旧金山我们观看了电视台播出的广告，记得黄金时段每分钟30万美元，当时国内完全没有广告业务，更不用说要花如此高昂的费用，令人吃惊。在洛杉矶则拜访了负责推销的分销商，与国内计划经济销售系统也不是一个概念。在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一个AMC的工厂，我们看到仍然保留着30年代非常老旧的大铁疙瘩锻压机床，但配着国内还没有的数字控制。我们还参观了自动喷漆生产线，而国内当时只有手工喷漆。在内华达州沙漠中参观了有模拟各种路况道路的试车场，该试车场场主在沙漠里封闭的别墅中有热水、有空调。据说国内试车很辛苦，北到东北零下40摄氏度，南到海南岛高温潮湿的条件下进行路跑，与美方条件相比有天壤之别。

　　谈判期间，美方曾送给我方一台吉普样车，经测试，油耗比他们自己所说的高得多，询问之下，答复是我国对尾气排放没有环保要求，故而没有安装触媒转换净化装置。那时，美国对汽车尾气排放已有严格的要求，而加州的标准最高。

　　我所参与的早期谈判小组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不但为以后的谈判奠定基础，据说也为其他汽车合资谈判项目提供了参考。作为我个人，由于参加这个项目的谈判，不仅外语水平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成了吃螃蟹的尝鲜者，获益匪浅。

　　本文作者1963年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从国家科技部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