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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小路,读懂中国

美丽说/2018-05-30/ 分类:智能时代/阅读:
史明智与赵女士在花店门口交谈。 澎湃新闻记者 薛松 摄 陈霄 提到中国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上海,大多数人会首先想起南京路,这段东起外滩的知名商业街是繁华和摩登的代名词,是充满上海特色的存在。 在上海还有一条跨黄浦区、徐汇区和静安区的长乐路,旧上 ...

  史明智与赵女士在花店门口交谈。 澎湃新闻记者 薛松 摄

  陈霄

  提到中国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上海,大多数人会首先想起南京路,这段东起外滩的知名商业街是繁华和摩登的代名词,是充满上海特色的存在。

  在上海还有一条跨黄浦区、徐汇区和静安区的长乐路,旧上海时这条位于法租界内的街道曾叫蒲石路,也是一条有人物、有故事、有历史的路。从文人到政客,从汪精卫到张爱玲、钱钟书,这些名字都曾经和这条蒲石路密切地联系过。

  时光流转,这条街道慢慢失去了往日的神秘,归于平淡。然而在美国人罗伯·施密茨(中文名史明智)的笔下,这条路上几个普通人、平凡家庭的故事,似乎写尽了整个现代中国,颇有当代《马可波罗行纪》的意味。

  从一条3.2公里的路去看中国,坦率而言,野心很大,难度不小,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或许都不敢去触碰这种宏大,恰恰史明智是个外国人,还曾经是个记者,这一切便具有了可能性。

  一条路上的中国万象

  东西向的长乐路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过去曾属于法租界,现在布满了各式的住宅。

  选择长乐路作为观察中国的窗口,应该仅仅是个巧合,作者所居住的公寓楼,刚好在这条路的最西端,他每天在这里走来走去,于是渐渐地熟悉,并最终走进了生活工作在这条路上一些人的内心。

  “80后”有小资情调的CK,从山东到上海打拼多年的赵女士,因拆迁而失去家园的老康和老陈,干着最辛苦摊饼工作的冯叔和他那总是对各种快速致富机会孜孜以求的妻子傅姨,从历史深处突然掉落到眼前的王明一家……

  当然,你很难说这些人代表了中国的全貌,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根本无法忽视的时代特征和性格特点、他们的人生经历所折射出来的各种社会题材、他们的年龄阶段所连贯起来的那一段段历史,不正是近几十年来典型中国的缩影吗?

  赵女士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离开丈夫只身到上海打拼,现在经营着长乐路的一家花店,靠着她的收入给两个儿子在老家买了房,跟在她身边的大儿子在上海一直念到初中毕业,成绩优异,却不得不因为户籍的限制在巨大的落差之下退学,回到山东枣庄老家。在她的故事里,能够看到改革开放最先行动的那批人的样貌,中国留守儿童的现状,中国教育制度的割裂,中国户籍限制带来的问题,中国家长对子女无休止的照顾与担忧,以及现下中国最热门的社会话题——讨老婆需要付出多少成本。

  在长乐路上卖葱油饼的冯叔和傅姨,过着底层劳动者最普通的生活,他们曾在上世纪60年代参与“援疆”,那段著名的“上山下乡”历史对他们那代人的影响深刻。在他们狭小局促的家里,能够看到中国夫妻最为普遍的争吵与对立,在傅姨一次次带着外国人参加的投资介绍会上,能够看到在中国屡“揭”难“破”的传销骗局,和屡屡受骗却仍前赴后继的普通民众。

  史明智是个以报道中国经济领域为主的西方记者,亲眼见证了中国发展最快的近二十年,但是他并不仅仅关注这个飞速发展社会的物质生活,甚至关注到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外国人的视角和“野心”

  以个体叙事来展现宏大历史当然是《长乐路》的卖点之一,另一个吸引人的,恐怕就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视角了。

  所以才会有老康、老陈和席国珍等人的拆迁故事,他们实际上是中国俗称的“钉子户”,为了不离开一直居住的区域不断抗争,席国珍的丈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拆迁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最集中的话题之一。

  王明一家的故事则代表了更早期中国的矛盾,出身资本家的男主人在“反右”和“文革”期间一直在青海劳改,他的妻子独立艰辛的养育了7个子女,作者偶然拿到了他和家人跨越几十年的100多封通信。这段历史不乏回顾的作品,但这个家庭的遭遇仍然令人动容。

  虽然中文说得顺溜,但美国人史明智仍然有他“老外”的视角,比如,他会把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参与乘客的闲谈、并顺便给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视作是一种免费的心理咨询。

  他偶尔也会将中国和美国对比,认为某种程度上上海像极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纽约,经济高速发展中包括了对土地的明争暗夺。他还会对中国大城市的安全程度表示震惊:“我们可以放心地晚上出门溜达而不必担心被人骚扰或抢劫。与此相比,在我之前居住的洛杉矶市郊这么做,有时候却要冒着生命危险。”

  曾是美国广播媒体Marketplace派驻中国唯一的驻华记者,史明智有职业养成的严谨,他会为求证王明在青海监狱改造时的细节,专程去采访一个当年也在那里的人,会为了追求故事的完整性,远赴美国纽约去见王明唯一的儿子。

  当然,在外国视角的好奇心之外,不得不承认,《长乐路》的“野心”并不小,书中涉及的众多社会问题和历史时代,无论是户籍、教育、婚姻、家庭关系、宗教,还是“反右”、“文革”、改革开放、中国梦,任何一个,都绝非两百多页的小书可以清晰勾勒。

  在这个概念上,一条路上的些许人展现的中国是碎片式的,可能还有些断层。好在史明智没有武断地推测这些人的梦想和中国梦的未来:“我想到19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19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

  责任编辑:郑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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