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文 实现碳中和的远大目标，必须靠政策、技术和市场三者合力完成：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营商环境，科研部门提供前沿突破的技术，企业家提供商业创新和规模应用——而金融部门及其零碳转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如何“化碳为零”，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绿色发展中值得深入思考。

零碳金融：支持绿色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行动中，应探讨金融的脱碳和“净零”策略，以及金融如何支持实体产业绿色转型的路径。结合当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实现“零碳”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这三者的尝试、调整、积累和发力，构成“零碳金融”的主要研究范畴。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金融机构借助成熟的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推动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品种。多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制度安排，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很迅速，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质量收益评估不清晰。比如实务中如何界定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绿不绿）？绿色评级有何差别（有多绿）？绿色企业是否一样绿持续绿（绿多久）？此外，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还比较模糊粗浅，没有准确的匡算方法。二是总体规模仍然受限。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但只占到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绿色债券的比重也很低，2020年中国共有153个主体发行了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11.9%，但只占同期我国债券余额的极低比例。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市场业务。当前各界对碳金融问题比较重视，碳权、碳汇、碳配额等专业讨论热火朝天。中国在多年试点基础上设计和推出明确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出台了相关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推出后，确定了交易模式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的模式，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时鸣锣，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重点排放单位2000余家，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除排放权交易之外，在可以预见期间，碳金融衍生品、碳期货、碳质押融资中都可能会涌现一系列新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则是“碳中和”目标确定后金融业界面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当前业界对何谓“转型金融”还未达成一致，总的说，转型金融就是为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支持清洁高效的能源科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金融市场应对做出的主体业务调整。换言之，为实现“碳中和”，并非只有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的“绿色金融”“碳金融”才独有价值，金融业面对的整体挑战是，社会广泛存在的大量的传统型、非清洁、非绿色、中高碳，但正在转向脱碳和可持续的产业，金融机构该做什么？除了扩大绿色金融份额之外，面对灰色或棕色（非绿）产业，金融业务和服务部门应不应转变，该如何调整？答案其实非常清楚。

相比绿色金融和碳金融，转型金融面临的挑战众多、规模宏大、压力巨大。本质上，转型金融是金融市场主体，针对气候变化提供的所有能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动调整性的主营业务行为，主要体现为直接融资部门的绿色权益导向的零碳投资行为，和间接融资部门的有减碳脱碳导向的可持续金融服务（可持续信贷及其他金融工具）。转型金融的覆盖面广、作用周期长、实施难度大，也正因如此才凸显其重要。2020年全球排放约510亿吨准二氧化碳，工业（钢铁、水泥、塑料等）占31%，电力占27%，农业占19%，交通占16%，居住（温度调节）占7%，绝大多数是传统型非绿色产业的排放，如何对其提供零碳投资和可持续信贷，促进灰色和棕色产业“洗绿”“漂绿”“染绿”，最终扩大绿色经济的份额——金融市场、机构和投资者对转型金融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零碳金融

作者: 王广宇

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副标题: 碳中和的发展转型

出版时间: 2021-9

降低绿色溢价、重视数字化减排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期内零碳能源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可能不大，传统能源提高成本的空间也不大——正因如此，转型金融才真正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权益导向的“零碳投资”与转型导向的“可持续信贷”，两者前景都很广阔。绿色溢价的降低，不仅是因为零碳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权益资本）把更多的资金投在低碳科技、创新零碳技术，同时投在能源、制造等转型主体上，有效减少碳排放，而且因为可持续信贷等对传统实体的调节和影响，改变传统能源成本定价，推动兼并整合，提高能源综合效率。零碳投资和可持续信贷可以围绕几个重点领域发力：驱动能源的清洁化可再生，助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及减排，促进农业科技化和现代化。

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减排。数字化除去支持金融部门构建碳市场促进碳交易外，数字化减排体现为降低数字相关产业自身碳排放的直接效益，以及推动其他产业减少碳排放提高效率的间接效益。数字和电子信息产业本身对减排和污染防治较为重视，在中国数字经济将长期扮演最具潜力的产业地位。下一步如何发展更低能耗的数字产业，更好规划、建设、运行数字孪生城市，如何依靠人工智能（AI）提高社会能耗管理水平，都是转型金融未来关注的投资方向。在间接效益方面，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能源消费效率提升机遇众多。帮助构建能源互联网和物联网，价值在于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生产者可以更快速、更灵活地开展能源生产和储存；能源网络（电网）可以降本增容，在传输领域通过智能化、网络化模式优化输送；在能源消费和服务方面，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围绕消费端的精准数据及万物互联（IOT），可以实现能源生产消费全链条的绿色转型。

有为政府：组合应对碳边境调整

碳中和目标不仅关系到发展模式的转变，更紧密关联到国家战略和政策选择。面对活跃的国际气候合作，为提高国际市竞争力，同时也为了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碳合作，即包括碳金融、碳市场的合作，也包括在碳边境调整和防范碳泄露方面的合作。

无疑，政策组合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碳排放控制效果。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政府因此也应积极有为，为市场发展保驾护航，构建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和营商环境。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外部性存在也经常导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就需要政府来进行有效的监管，“有形之手”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在碳交易市场建设中，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产权并保障产权。此外，政府还拥有税收和补贴两大手段，通过征收碳税或污染税提高重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成本，间接使其改变生产经营方式；另一方面，为新兴低耗能高效率企业提供补贴，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进而促进相关产业的升级和改造。